忆苦思甜-小时候的生活

francy 发表于 2005-11-20 22:03:00 阅读全文() | 回复(1) | 引用通告() | 编辑

      小学二年级以前妈妈带着姥姥、哥哥、姐姐和我住在北京的郊区通县的宋庄乡,那个时候来往于市区与宋庄的交通极其不便利,爸爸通常都是一个月左右才从北京西郊也就是现在与中国农业大学比邻的原子能所的集体宿舍来尚在农村宋庄乡下与我们团聚。听爸爸讲,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的生活都比较穷苦,爸爸经常从外地给我们带一些生活必需品,比如盐、油。他去青海出差,当地是一望无际的盐湖,走到湖边双手放入水中,随手就可以捧出结晶的粗盐块。盐是人们日常生活的必需品,为了省钱,很多人都为家人背着一袋袋一米多高的麻袋托运回来,爸爸也毫不例外给我们运回来了一大袋子盐。有一年冬天,爸爸从市区买了一大桶实用的花生油,就在达到郊区的路上,爸爸不小心摔了一跤,油桶摔坏了,油撒在了柏油路上,看着花生油随地势流滚,爸爸毫不犹豫地脱下身上穿的棉大衣,快速地铺在了油上,花生油被吸进了棉衣里。爸爸一路抱着浸满花生油的大衣回到了家。
      妈妈上中学的时候,因为两个哥哥都是右派(一个是教师被说成牛鬼蛇神,一个因为说打篮球吃不饱放被流放东北)而失去了继续深造读高中、上大学的机会,而把希望寄托在我们三兄妹身上,从小就给我们灌输了“一定上大学”的想法。在我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为了解决我们三兄妹的上学问题,需要把农村户口转为城市户口,爸爸和妈妈毅然报名参加支援西藏的三年工作。也许是这份爱子之心感动了办事员或者是机缘巧合,虽然没有去成西藏,但是我们三兄妹的户口解决了,这为我们今后的学习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于是我们全家搬到了朝阳区亮马桥爸爸工作单位的大院里,开始了城市的生活。由于妈妈没有解决市区户口,每天骑车单程一个半小时到朝阳区红庙以东的东八里庄的建筑队工作。爸爸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中国农业大学原子物理专业毕业的本科生,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流传着这样一句顺口溜“上大学的不如卖白薯的”,这是一种很普遍的“脑体倒挂”的现象,做学问的知识分子的收入比不上做小买卖的生意人。爸爸当时的收入是八十多元,后来妈妈在爸爸单位做临时工,每个月大概三、四十元,为了能增加一些收入,妈妈将整个大院的打扫卫生的工作承担下来,这样可以增加三十多元的收入,而没有像那些生活条件比我们家还好的爸爸的同事向单位申请困难补助。就这样,爸爸妈妈两个人的工资加起来勉强维持我们一家六口人、三个学生的生活。打扫卫生主要就是扫地面上的浮土、污物以及飘落的树叶,然后把各个角落的垃圾箱清空。那个时候的垃圾箱是用木板拼成个没有盖子的箱子,在上面两边各用铁丝绑了两个木棒,以便用手移动垃圾箱。那个时候有些知识分子非常好面子,看不起比他们低收入的人,嫉妒比自己生活好的人。为了不给爸爸添麻烦,让单位人说闲话,也减轻妈妈的辛苦,我们三兄妹承担了打扫卫生的工作。每天放学回来,放下书包,我们三兄妹集合在一起,拿起竹子做的扫帚,推着转运垃圾的两轮手推车就开始了打扫卫生的工作。打扫卫生很枯燥,而且会倒出很多带霉味的脏东西,抬起垃圾箱的时候还经常可以看到小手指粗细专门消化垃圾的黑色的蚯蚓在地下爬动,秋天的时候还需要忍受烧树叶带来的污浊空气(现在扔有些地方采用这样的方式清扫树叶)。打扫完垃圾,疼爱我和姐姐的哥哥还会把我们放在车上推我们回家。我们穷并快乐着在城市中生活。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各种思潮不断冲击着人们的大脑,爸爸在原子物理的基础上自学了制冷技术,妈妈凭借着天分也学习了一部分制冷技术,成了爸爸的得力助手,他们利用周末以及平时的休息时间,做起了修理制冷设备的工作。我们三兄妹也经常在周末骑三轮车帮助爸爸妈妈托运维修的物品。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小学三、四年级,我就学会了骑三轮车。由于爸爸技术好,收费合理,很多人慕名来修理制冷设备,并扩大到各种电器,爸爸妈妈变得越来越忙碌、更辛苦了,收入也随之增加了许多,但是我们节俭的家庭作风并没有因为收入的增加而改变,爸爸妈妈依然会经常骑车满城买制冷配件,在特别渴的情况下买最便宜的冰棍止渴。

      在爸爸妈妈的培养下,我们三兄妹顺利的考上大学、走入社会,成家立业了。有时,我还是忍不住回想起在大院里和哥哥姐姐一起打扫卫生,初次见到黑色手指粗的蚯蚓惊恐的感觉,在东三环骑三轮车运送冰箱,快乐地啃着香蕉内皮带着的香蕉丝。曾经以为很自卑的生活经历,现在已经变成了一种财富、一种与众不同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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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樱(游客)发表评论于2006-4-17 13:47:00 个人主页 | 引用 | 返回 | 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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